工资集体协商是符合政府、企业、员工现实诉求，改善企业、行业劳动关系现状的多赢创新制度。　本报记者  王  越/摄

　　“十一”前的一个下午，在热烈掌声中，陈福清和王新法把签好字的工资协商协议相互交换，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陈福清和王新法分别是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和行业协会会长，分别代表羊毛衫行业的职工和企业主进行了六轮工资集体协商。根据所签协议，新河镇羊毛衫行业的职工工资比上年平均增加10%。
　　工资集体协商始于2003年，此后每年新河镇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都协商一次，年均职工工资增幅在5%至15%之间。陈福清这名基层工会主席已代表1.2万名职工与企业老板坚持不懈地进行了6年的工资谈判。
　　温岭行业工资协商机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2007年1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
　　今年全国“两会”上，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明确提出了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要求。
　　2008年8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发文要求在3年内全省工资谈判企业履盖面达到70%以上。

为工价天天与老板吵

　　来自湖北荆州的女工陈绪凤和80多名职工代表9月3日见证并参与了新河镇羊毛衫行业第六轮工资集体协商。她们每人手中都有一张羊毛衫工价表，表中工价都已提价。这些工价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已与企业主协商了两轮。
　　陈绪凤是浙江塞外明珠服饰有限公司的职工代表。8年前，她来到这家有100多名职工的企业做横机工，当时她的月工资为800多元。
　　“那时，职工为不合理的工价几乎天天与老板吵，三天两头就有员工跳槽。”陈绪凤也参与了同老板的理论。
　　最厉害的一次，陈绪凤和职工们“罢工”一个多星期。但最终除了走掉的职工外，其他人的不得不妥协。
　　像塞外明珠这样的羊毛衫企业在新河镇长屿有113家，工厂沿街林立，成为当地的主要产业。员工绝大多数来自外省，90%是女工。几乎所有的员工都被不合理的工资待遇所困扰。
　　这百余家羊毛衫企业，工价一家一个价，由老板说了算。工资一年结算一次，平时只发员工生活费。更有甚者，每到年底，个别老板还以亏损为由拒发职工工资。
　　由于羊毛衫生产季节性强，每年5月至12月是生产旺季。这时，技术熟练工十分抢手，老板们采取扣押职工身份证、不发工资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防止职工跳槽。
　　“2002年，新河镇百人以上停工、上访的有三批，10人以上的几乎每天都有，劳资矛盾十分突出。”陈福清说。
　　新河镇的情况在浙江省一些产业集聚、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在有“中国轻纺城”之称的绍兴，企业主随意压低工资工价，肆意延长劳动时间，新工人进厂必须押一至两月的工资。
　　很多时候，陈绪凤是靠加班加点来多挣工资，同她一起进厂的不少员工频繁跳槽，境况仍好不了多少。“跳槽成了员工们抗争维权最无奈的手段。”
　　这种状况令企业老板很头痛，生产旺季职工跳槽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生产，意味着违约和赔偿，有些老板因此不敢接更多的订单。
　　职工停工、上访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严重影响了当地羊毛衫这一支柱产业的发展，迫使新河镇党委政府不得不正视和着手解决这一难题。

工资协商实现“三赢”

　　新河镇党委政府借鉴“民主恳谈会”的传统，开辟工资协商“试验田”，由政府部门、工会出面，召集劳资双方坐下来协商工价。有着27年工会工作经历的新河镇总工会副主席陈福清，负责行业工价调查工作。
　　当陈绪凤和职工们在工厂里见到骑着自行车前来的陈福清时，觉得很奇怪，这个对羊毛衫生产工种和工序一窍不通、满脸胡茬儿的老头能给她们带来什么好处？
　　有这种疑惑的不仅仅是职工，许多企业老板也将陈福清拒之门外，即使让进了门，“开水也不给倒”。至于工价表，企业则以是“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
　　陈福清只好求助镇委镇政府。镇领导请来企业老板几次座谈，谈工资协商的重要性。之后陈福清再去，“老板们的态度有了变化”，陈福清拿到了企业的工序工价表和羊毛衫行业协会提供的工价。
　　羊毛衫5大工种59道工序的工价全部被测算出来，交给职工代表审议。在审议会上，陈绪凤又见到了满脸胡茬儿的陈福清。陈福清大声地对她们说：“17年来你们的工资是老板说了算，现在是要你们说了算，你们在工价表的空格上写上你认为的合理工价，但不要写名字。”一些企业老板也被邀请参加这次审议会。
　　陈绪凤兴奋不已，她在“工价征求表”的空格处写上了自己的意见。她看到其他职工代表都写得很认真。
　　职工代表的工价表被送到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征求企业老板意见后又把工价表交给陈福清，陈福清再拿给职工代表审议。“一共三上三下，从2002年3月至8月，花了5个月时间。”
　　陈绪凤清楚地记得当时几轮谈判的紧张气氛。
　　工人代表表示：“横机工是羊毛衫加工的第一道工序，我们觉得，这个工种的合理工价应该提高到每件10.5元。”
　　企业代表表示：“根据行业情况，这一工种的工价每件9.35元是合理的。”
　　行业工会代表认为：“根据工会的调查，这个工价是低了，希望企业考虑工人的要求，给予合理提价。”
　　最终，在行业工会协调下，双方达成了折中方案，工价每件为10元。
　　2003年8月8日，陈福清代表长屿羊毛衫行业工会与行业协会签下职工工资协商协议书。协议书明确，企业支付工资不能低于所定工价，工资每月25日至28日发放。如一方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按劳动合同规定予以处罚。
　　合同签订的当天，陈绪凤就发现厂里的工价全部作了调整，均按照工资协[FS:PAGE]商的新工价执行。职工8小时工资不少于27元，月工资不低于800元。
　　当晚，她和姐妹们兴奋地议论到很晚才睡，有的还给家里打了电话报了喜讯。她们似乎还不太相信，从这一天起，对自己的工资，她们也有了说话的权利。
　　此后，每年新河镇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都协商一次，并签订协议。陈绪凤发现，自2003年起，她每年的工资都上涨，已经从2003年的月工资800多元涨到了2008年的2300多元。她身边的姐妹们也不再为工价抱怨，即使不加班加点，也能每月拿1500元。工人们已很少有人跳槽，因为整个行业工价统一了，到任何企业拿的都是相同的工资。
　　“自从有了一个透明、公正的工价表，我们可以安心工作，明明白白拿钱了。”陈绪凤开心地说。
　　而新河镇羊毛衫企业老板明显感受到，员工跳槽、停工、上访少了，员工安心了，不再为劳资矛盾烦恼，自己可以一心一意搞生产经营了。
　　“企业不能老靠低工资低水平竞争，这样不能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现实，着眼未来，要在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上下工夫，增大利润空间。” 身为长屿羊毛衫协会会长的王新法也是温岭市第十二羊毛衫厂的厂长，从一开始，王新法就支持工资谈判，并说服了其他企业主。
　　6年来，长屿羊毛衫行业并未因搞工资谈判萎缩，相反市场稳步发展，年产值已超过10亿元。
　　在2003年工资谈判的当年，新河镇长屿还有17次120人上访，第二年就减少到3次17人。2006年至今无一员工上访，因工资引发的纠纷案件为零。温岭市副市长邱士明称，新河镇的工资集体协商实现了职工、企业和政府的“三赢”。

高层关注小镇工资协商

　　浙江省总工会法工部部长方火春认为，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是符合政府、企业、员工现实诉求，改善企业、行业劳动关系现状的多赢创新制度。
　　“这对深化职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职工工资民主共决机制有着重大意义。”
　　让陈福清没有想到的是，自第一届工资谈判后，上面就来人不断，中华全国总工会，省、市总工会领导频频到长屿调研和指导。
　　2007年11月26日，国务院领导在《浙江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主要做法》上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
　　方火春说：“作为民营经济发达、特色产业、区域块状经济明显的浙江省，工资集体协商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更使我们明确了思路。”
　　2008年3月10日，浙江省政府在温岭召开了现场会，推广温岭经验。截止到目前，包括宁波镇海区的建筑行业、温州瑞安市的眼镜行业、湖州安吉县的耐火材料行业等先后开展了工资谈判。温岭市所属的台州市已有20个行业实施了工资谈判。而昔日劳资纠纷频发的绍兴市也已在所有行业推行了工资谈判。
　　2008年7月，德国一名工会负责人专程到浙江台州市面见陈福清，对新河镇能搞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感到不可思议。陈福清笑着回答：“我们不能像你们一样搞罢工，靠的是党委政府的支持。”
　　来自浙江省总工会的统计，到2008年8月，行业工资协议共签订了336份，覆盖企业7753家。这些建立工资谈判机制的企业，职工工资都有所增长。
　　2008年8月，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全面推进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要求在2010年底前，全省开展职工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覆盖面达到70%以上，已建工会企业明年年底前全覆盖，并将此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相关工作考核中。
　　9月2日，温岭市政府宣布在原有7个行业工资谈判的基础上，到今年年底前，再覆盖4个行业。
　　而相关的制度建设已在温岭市先行，出台了工资谈判细则，将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规定工会代表职工向企业方发出协商要约，企业方限在20天内予以书面答复并进行协商，工资集体协议草案必须经职工大会或职代会审议通过，报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审核。工资谈判协议的履行通过职代会、工会和人大执法检查，市政协视察来监督。

■纵 深

工资协商并非只是涨工资

　　“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早在2000年就在浙江省启动，但一直步履维艰。行业工资集体协商能够较好地解决单个中小企业工会工资集体协商能力弱、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建立难的问题。但实施起来难度依然很大。”方火春对记者说。
　　事实上，即便是在工资集体协商首开先河的温岭市，其推行和效果也很不平衡。温岭市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坦言，能每年协商一次、既规范又有效果的只有长屿羊毛衫行业。
　　今年以来，温岭市劳动纠纷诉讼案件成倍增长，惟独长屿羊毛衫行业为零。
　　方火春认为，不同行业的工种和工序极其繁琐和复杂，统一工价相当困难。但在他看来，更难的是企业主的认识和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
　　方火春分析，长屿羊毛衫行业工资谈判能够成功，关键是职工、企业主和地方党委政府都有需求，三方需求缺一不可。
　　“没有一名老板愿意主动为职工加工资，除非是迫不得已。”温岭一行业协会会长直言不讳。在温岭推行行业工资谈判时，有些企业老板表示：“我都按时发放工资，也涨工资，职工队伍也稳定，没必要再搞工资谈判。”相当多的企业主非常排斥工资协商，认为这是增加企业成本，人为形成劳资对立。
　　而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考虑，为保护企业的积极性，推行工资协商常常雷声大雨点小。温岭市一位领导提醒相关部门：“工资协商并不简单等同于加工资，应从实际出发，通过这个协商机制，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只要把握得好，就能做到双赢。”
　　浙江省总工会有关人士坦言，一些行业即使搞了工资集体协商，也只是形式上的，签订的协议犹如一纸空文。
　　具体问题也接踵而至。“行业工会代表[FS:PAGE]职工向企业主发出工资协商要约，企业主不理睬怎么办？没有具体措施，没有相关法律保障，就只能靠企业主的良心了。”负责推行全市工资协商制度的台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许取龙曾直接参与指导新河镇的工资协商。
　　在许取龙看来，法律的欠缺是工资协商的软肋。目前工资协商主要是工会来做，但相关部门尚未形成合力，谈判人员来源、谈判的技巧以及如何让企业主接纳都是问题。还有工资协商的主体是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无行业协会就无法进行工资谈判，这些问题不解决，工资协商就难以有效进行。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基层干部对浙江省委省政府下达的工资协商指标的完成持不乐观态度。温岭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温岭市对推行工资协商的指标曾产生过争议，有人提出要达到全覆盖，最后的意见是循序渐进。
　　浙江省人大、政府显然已注意到这些问题。据悉，浙江省人大已将工资集体协商条例纳入明年的立法计划，将以法律形式推行该制度。
　　不过，基层干部也注意到，呼声已久的“工人的工资增长与CPI挂钩”的工资增长机制和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法律化的《企业工资条例》原计划年内出台，但遭遇“缓行”。专家认为，这是国家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中小企业的困境，而浙江中小企业正过“寒冬”，当地政府也不能不考虑。
　　而对于民营企业职工来说，工资谈判犹如久旱逢甘霖。尝到甜头的新河镇职工跨出的这一步，已不可能逆转。
　　9月3日，陈绪凤把拿到的2008年长屿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协商协议书和工价表贴到了工厂的宣传橱窗内，这份工价表涵盖了6个工种、69道工序，比去年更细化了，工价比上年最高增幅达15%。
　　协议书上还增加了一项内容：如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任何一方来年均未提出新的工价，此工价表在以后的两年中仍然生效。
　　“怎么样，大家满意了吧！”陈绪凤拍了拍身边围拢的女工。“好呀。”女工们笑着散开回车间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