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泉教授一直致力于在易学、国学等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建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和中国管理哲学，并认为中国的国际化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中国企业要实现国际化，中国企业文化首先要经得起国际竞争，中国创造如果没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
　　乾泉教授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涉及企业战略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再造、资本运营、创业管理、组织生涯规划、职业生涯设计、运行模式重塑等。多年在不断研修易、老、国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西方管理思想体系，深入研究中外成功企业管理案例，主张屏弃传统思维的局限性，积极倡导秉承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利用易学的全息思维，模拟组织主体生存、成、创新、发展和组织遗传的原生生态环境，创立了《组织生命全息理论》、《自然管理法则》、《组织基因DNA结构模型》、《组织基因法则》、《全息能力理论》、《全息战略管理》、《和谐企业文化》和《中国企业超速成长模式》等理论体系。
　　听说本刊将国学作为本期封面故事的主题，乾泉教授非常高兴，并欣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中国商界：国学与人文和精神文明建设有何关联？
　　乾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企业界最大的缺失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就是穷的只剩下钱，就是我们精神的贫乏。当然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齐步走，但我们不把邓小平所倡导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仅仅理解为财富或经济的增长，这几年有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倡导不够坚决，财富方面增长很快的人当了政协委员，进到国家决策的队伍里来了，但我们精神文明的呼吁却少了，这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部分政府机构管理者对社会价值的判别与老百姓的认知有很大差别，这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今天早晨我听见我们的员工又在说，湖南的出　租车司机一千多人又开始罢工了，警察又抓了几个人。出租车司机为什么闹事？他对出租车公司的利润分配有意见，对政府的纵容也有意见，非要逼着大家罢工，出现流血事件才肯重视，说明我们缺少反思。
　　我们刚才讲的出租车公司游戏规则由他设计，他是垄断经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出租车司机是弱势群体，但是他们要维权。在这方面我认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处理得很坚决，对话、理解，直接就给出租车司机吃定心丸。按道理这种事件政府是不该让它发生的，但是发生了政府就该有勇气来平衡这种利益的博弈。如果政府只一味地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忽略经营者的利益也不行，这是个度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的是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因为他们没有代言人，很少有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些年群众事件发生的背后就是我们人文精神的缺失，所以在很多场合我都在呼吁重建我们的价值理念。
　　中国商界：如何继承国学中的优秀传统？
　　乾泉：我们的传统国学中的优良元素有很多，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曾是我们自觉的理念，但现在成了一种口号。很多企业家也在做慈善，但他不是为了慈善而做慈善，而是为了做广告，所以一团虚伪，也得不到广大公众的信任和赞许。企业家也在不断地透支自己的信用，所以我们国家的亚文化中底层有仇富心理，为什么？因为我们企业家没有成为道德的楷模。造成了贫富两个阶级看待问题的价值观和标准差距很大，这些我认为都值得反思，而讲道德讲伦理不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不管是政治家、学者、管理层还是打工者都该有这样的责任感，应该树立一个社会普世化的价值标准。这个价值标准不能只是抽象地写在文件上，应该有一种社会的认知度。
　　我们对西方的文化也应该有选择性地吸收，拿来也不是全盘的拿来，要拿精华，而不是拿鸡肋。早上我看到一则新闻，广东有一个南方最大的电子垃圾村，大量的进口电子垃圾，导致这里的生态恶化，当地居民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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