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五四放假看公共决策社会成本的承担 |
|
|
|
来源：中国商报 | 作者：邹云翔（江苏）2008.5.13 | |
|
五四青年节半天假遭遇落实难。连日来，记者展开调查发现，虽然有了相关规定，但五四青年节半天假期却遭遇“落实难题”。至于14至28岁的放假年龄规定，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被普遍忽略。如果14岁至28岁青年在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没有合法享受到相关放假的权利，可以拨打广州青少年服务热线“12355”，向各级共青团组织反映或投诉。
一纸通知，青年们得到了半天的假期，而通知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又一次提醒我们，假期好放，但是要做到假期的社会成本合理分担却很难：不要将假期视为一个无成本的福利，也不要希望所有的人都不关心这样的成本付出。五四放假困境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认真思考如何正确地对待公共决策带来的社会成本。笔者认为，一个公共决策，应该是权力与责任的结合体，当政府行使了某种权力时，与此相关的责任，政府也要合理地承担。最简单地讲，相关单位因为放假而额外的支出，如果可以用抵税等方式，由政府合理分担，才能体现政府是真正的关心青年的福利，而不是慷企业的慨谋取好名声。
一个公共决策的作出，其落实将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不能只见五四放假的理所当然，而没有认识到相关单位要求社会分担成本的合理性。五四假期这样的公共决策带来的社会成本有以下几方面：首先，相关单位的机会成本，如果不放假可以做的事，因为放假而做不成，这就是放假的机会成本；其次，就是相关单位的额外支出，在放假后单位要继续运行，往往采取支出加班费或者另请他人的方法，这需要额外的支出；最后，社会责任的负担，放假了，但是一些应该单位承担社会责任却并不减少，如企业的工资，再如企业固定税费。
公共管理者必须关注社会福利，也必须关注社会成本，做到需要与可能兼顾，只有这样才公平与公正。当前，与五四放假直接相关的是企业的困境：信贷成本的增加、劳动合同法带来的人力成本的增加，升值带来的汇率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半天放假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是可以想像的，但是企业经营者还有更多的恐惧：他们不知道还会有多少类似的政策会毫无补偿的要求他们承担。
我们常说给企业减免，最大的减负应该是政策上的减负，将那些本应由社会承担的成本，应该交给社会，企业只管认真经营按章纳税就行了。毋庸讳言的是，我们一方面大喊给企业减负，另一方面又以价值的、道德的理由给企业加压，要求他们没有补偿的承担额外支出，比如职工养老统筹不纳入职工个人账账户的部分，再比如让他们承担放假之类的社会成本。
我建议，不仅要查五四不放假，我们更要思考五四为何不减税，因为这样的减税才是放假公共成本最佳的承担方式，也是五四放假可以落实的真正的保障。()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