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尽力缩小收入差距

舒圣祥

　　人民幸福感的增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其支配的钱有多少，尤其是在眼下“什么都涨，惟独工资不见涨”的民生背景之下。广东从今年起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因而当属解民生之渴的好事。
　　然而，此举却遭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迎头棒喝：要求工资必须跟通货膨胀上涨这一说法，可能导致工资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西方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要控制通货膨胀，必须控制工资的增长。
　　“工资倍增”总是令人高兴的，而“控制工资增长”总是令人恼怒的，这是基本的公众情感。
　　本来，对于本轮通胀，工资增长的需求不是“因”而是“果”，是物价的大幅上涨，让工资购买力大幅贬值，让公众民生陷入困境；现在，却反过来倒打一耙，把“控制工资增长”作为抑涨良药，让通胀受害者来承担一切后果——哪怕只从基本公平的角度来说，人们也难免要质问一句“凭什么”。更何况，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GDP的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提高居民收入总额占GDP比重原本就是迫切需要。
　　在通胀背景下，只顾抱住经济学的死板教条而无视真实的民生，当然会不得人心。当然，工资上涨可能带来的所谓“恶性通胀成本和价格之间的螺旋上升”，我们同样必须高度关注，尤其是“工资增长——价格提升——推动通胀——工资再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关键是，我们要努力在经济理论和民生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生困境，又不至于陷入工资与通胀的恶性循环。
　　站在这个角度，着眼于当下的通胀背景，冷血的“控制工资”与激进的“工资倍增”，或许同样不足为取。冷血的“控制工资”固然是置民于水火，而激进的“工资倍增”同样有可能误民于倒悬。而且，平均数意义上的“工资倍增”，平等落实到每一个个体身上的难度很大。
　　因此，通胀条件下“涨工资”，其核心不在于笼统的“工资倍增”，而应该重点在于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不仅是富人与穷人的收入差距，也有政府财政收入与民众工资收入的差距。总量意义上的“倍增”价值，显然不如分配意义上的“减差”价值大，因为“倍增”可能会导致负面效应，而“减差”永远只会产出正面效应。政府应该努力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不应以“控制工资增长”的经济学教条来放纵自己的职责，诸如东莞政府向低保户、五保户等弱势群体发放红包的举措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