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牵头、十多个国家部委联合组建的立法小组，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起草《工资条例》草案，旨在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遭遇欠薪及支付机制。参与草案起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表示，《工资条例》与工资增长不必互为条件，如果调薪，CPI确实是应该考虑的因素。有些企业多年不涨工资，有些地区虽然规定了最低工资，但是调节职工工资分配，最终还要靠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工资条例》可望将这些问题纳入法制轨道，届时，很多企业可能因为这些制度的宏观调控，会“被迫”给员工加工资了。但是具体到不同的企业，工资涨不涨、如何涨，还得因地制宜。
　　在现在这样一个物价上涨的语境下，任何有关涨薪的消息都会让人兴奋不已。以制度建设来构建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无疑承载着重大的民生诉求。而把CPI纳入调薪的考虑范畴，对百姓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它让百姓看到了涨薪的希望，也为百姓要求加薪提供了依据。这样的制度完善，蕴藉着强大的民生情怀，自然是令人无限期待的。


提升职工“说话能力”值得期待

米  格

　　“‘说话能力’其实就是谈判能力，它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说了有人听，听了以后能够认真对待，对其中的合理要求能够接受。”

　　关于《工资条例》，我注意到劳保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有个提法很好——新法律“既要赋予职工在薪资面前的说话路径，还要考虑职工的说话能力”。
　　这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什么是“说话能力”？在我看来，说话能力其实就是谈判能力，它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说了有人听，听了以后能够认真对待，对其中的合理要求能够接受。具备了这样几个特点，就是有“说话能力”，没有这样几个特点，就等于没有“说话能力”。
　　提高“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市场上的交易双方来说，只要他们的能力基本平衡，除非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则交易的结果通常应为“双赢”，但如果双方的能力不平衡，则即便交易具有“自由交易”的外貌，但在实质上，仍然不免是强者对弱者的掠夺。比如很多在“血汗工厂”劳作的工人，长期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领取微薄的工资，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工人自由选择的，但本质上，却是他们的能力严重弱于资方，不得不接受资方不合理要求的结果。
　　在市场上，资本总是处于强势地位。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于，资本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包括资金、土地、技术等等，相对于需求而言，这些东西总是稀缺的，甚至是垄断的。与之相反的则是，劳动总是过剩的，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就更是如此。一个工作岗位，如果你认为报酬太低，资本随时都可以找到无数愿意替代你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了糊口或者应付日益增多的货币支出，如房贷、孩子的学费等，就只能接受资本开出的条件。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能力”不平衡，提高劳动者的“说话能力”呢？显然，只能是使劳动也在一定程度取得垄断地位，使得资本无从利用劳动者的相互竞争而从中获益。新的《劳动合同法》有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从逻辑上说，这一规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劳动者的“说话能力”，因为资本要解雇一个已经获得了“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劳动者，难度和成本都会相应增加，因此很可能会比以前更愿意听劳动者“说话”。
　　但单靠“无固定期限合同”来加强劳动者的“说话能力”，还只是开始，国内外的经验、历史的经验都证明，集体谈判才是提升劳动者“说话能力”最可行的办法，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如果劳动者采取集体行动，则资本几乎不可能通过把他们全部解雇，再招收一批新人替代他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相比较而言，资本会更愿意